从1994年开始，每年的春天都有了一个纪念的理由。纪念一段摇滚岁月的传奇，纪念一个传奇的黯然消逝。在春天乐此不疲的纪念中，人们把岁月的灰尘郑重地擦掉，让传奇露出原初的光泽。事实上，在几年以前，已经有人开始厌倦在纪念中度过春天了，或许他们是不愿看到传奇被这样地对待——像青春的纪念品一样，在一天中被擦亮，然后在一年里束之高阁，留下的仅是一个狂欢的理由。
　　四月的周末，乐队们聚集到酒吧。腰间的随身听里也许装着金属、朋克、英式或者Hip-Hop的唱片，但这晚他们前来上演的是同一种音乐。乐队名单里或许有些陌生的名字，而他们必唱的曲目观众已经了如指掌。他们开始了整晚的翻唱，哪怕是不稳的节奏和失准的英文也能唤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里的夜晚很奇妙，人们因为拥有相同的记忆而激动；在失真吉他的倾诉中，场地内外经历着时空的置换，人们仿佛站在世界的极点，前后左右都是西雅图的方向。

　　当这仪式变成习惯，即便纪念的情感犹如丝绒般高贵，十年下来也蘸染了抹布的味道。狂欢需要理由么？在我们如今的理解中，狂欢应该是随时随地由心而发的。可是我们仍不甘心放过任何一个狂欢的理由，那正说明它是我们十年前不曾拥有的。

　　我们的青春

　　十年前的4月8日，大洋彼岸传来柯特·科本(Kurt Cobain)的死讯。在那之前，中国乐迷的青春期已经开始了。

　　九十年代初，如果你尚在学校里勉强着，肯定认识一个试卷上永远考不到的英文单词“Alternative”，而且知道一种字典里也找不到的解释——“非主流”，或者叫它“另类”也可以。当时懂得这个词的人也确实属于另类——在学校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骑着自行车旷课找人翻录摇滚磁带，对美国的向往一点不比现在少。每一个人都在孤立中，努力搜索志同道合者和交流的快乐，同时为能早一天成为专业乐迷而努力，在课本的遮挡下翻译歌词，进行额外的英语修炼。

　　非主流的概念到来之前，资讯匮乏的中国乐迷几乎有着相同的信仰，过着一种普遍的精神生活：一边寻找和收集摇滚史上的经典唱片，一边向重金属强壮有力的胸膛扑去。重金属无疑收容了青春期的暴躁。在中国，它比革命性的朋克乐更早地占据人心，其功效性也让人爱不释手——乐迷可以先用它的吵闹赶走看不顺眼的人，再借它的辛辣和硬朗撑起自己发育中的身躯，并留起一头精心梳理的长发。

　　谁不盼望能在一个秘密的早晨占领学校的广播室，让操场的大喇叭轰出“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或者“金属制品”(Metallica)的音乐？可仅有的理智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权衡过几十种自杀的方式之后，日子还得过下去。在憋闷和屈辱之中，宗教般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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