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组曲端庄典雅，个人认为这部组曲实在是没有比傅尼叶的版本更值得一听的了。其文雅温和的慈父般的音乐性格，在此不仅展现无疑，而且非常亲切。托特里埃的演奏也很出色。

第四组曲的序曲恐怕没有古典、尤其是没有接触过复调的朋友听了要头疼欲裂。第四部不像其它几部音乐性非常好，旋律优美动人，相反地要棱角分明一些。卡萨尔斯处理的凝重而适恰，尤其适合深夜聆听。史塔克的演奏线条分明、框架有力，真像一个大提琴独奏版的索尔蒂。

第五组曲内涵隽永丰富，一言难尽，各位大师的录音都有不凡的表现。马友友的录影中使用日本传统舞蹈，各舞曲结合中日韩的古舞风格分别给予了不同的理解，虽然视觉和听觉形成形式上的冲撞，但由于音乐家和舞蹈家在精神上确实进行了一番探索，我个人认为在哀婉、困顿和悲愁的表现上竟然成功地使东西方艺术协调起来，不仅比那些用摇滚乐队伴奏太极拳的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活动高妙很多，而且精彩之处可使人由衷地击节赞叹。

第六组曲我倾力推荐罗斯特洛波维奇的录影版本。推荐它首要地是因为开头的管风琴试奏。巴赫的音乐在表现上是可以推及无限的。哪怕一个大提琴的曲子，拿到轰鸣的教堂管风琴上流淌出来，不仅不会显得不协调，反而能让听众对其间的来自生命的大声呼唤心动不已。在第一次听到这个管风琴试奏片断时，我已经有些情绪失控了。

在这伟大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以及丰富的录音、录影版本面前，以上的简述实在还很粗浅。布莱曼特和麦斯基的版本我没有提及。一是因为熟悉程度不够，二是因为布莱曼特的夸张演奏，以及麦斯基的造句似乎总有些无法接受的分割的痕迹。

版本是服从于音乐本身的。最真诚且含蓄的溢美之辞应该留给作曲家本人。

我既不同意把巴赫说成一个技术的大师的说法（因为他不止是一个创作和器乐演奏的高手），也不同意他在信仰上的虔敬就是其艺术成就和人生色彩的主调的说法（恰恰相反，他的人生如同他擅长的均衡的复调，作为一个安分的信徒，他却也时髦地拥有当时矿山公司的股票）。巴赫的工作和生活既普通又特殊，他的作品丰富到浩瀚的程度，但也有稳定而一贯的风格和遍及各种体裁与标题作品中的精神上的统一性。

我一直想用一句话来表达我对巴赫音乐的认识，这句话直到前几日复读《辜鸿铭文集》时方才寻得。我们把巴赫仅仅当作一个音乐家来感受和谈论，就如同把辜鸿铭不过当作一个文学家和英诗、拉丁文教师来了解和学习一样令人遗憾。哲学教人们正直向善的品格较独立抽象的逻辑为多。但是人们往往前后混淆，视逻辑能力为哲人的高深之处。音乐引导人们高洁纯正的气度和生活有胜于抒发和宣泄感情，但是也有太多的人仅仅把音乐当作消遣，把作曲家误作情感的大师。我想说的是：“巴赫就是一个用写曲谱的鹅毛笔来工作的伟大哲学家。”

「 后 记 」

请允许我在这里使用一些来自中国最受冷落的大哲学家辜鸿铭先生的文字（尽管生前他本人一再否认他是一位哲学家，我也认为某位德国的数学与哲学教授拒绝任何不读辜氏的学生参加他的讨论会 —— 是完全明智的决定）。

“歌德死前曾大声警告人们，必须防治‘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去年的大年初二，我去上海最为贵族化的茶园小坐，看到了【新中国】—— 一伙剪了辫子的中国人，谈吐粗俗，举止嚣张，骚动狂乱，吵吵嚷嚷，其厚颜无耻实在无法形容。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第一次充分地领会到歌德那一警告的意义。现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为袁世凯统治下的【年轻中国】通过剪辫最终采纳了欧洲文明的事实而兴奋不已。这些上当的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年轻中国】所采纳的完全不是什么欧洲文明，只不过是上海的欧洲文明 —— 歌德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传染病，一种欧洲文明正在生长的疾病而已。”

引自《雅各宾主义的中国》，收录于再版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

我之所以会貌似诡异的把辜氏的文字抄录到谈巴赫的音乐心得里面来，因为我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具备深厚的群氓崇拜（Mob Worship）的青年，在我所接受的国民义务教育里充斥着对国家机器的忠诚，对暴力夺权的美化和膜拜，以及用权力和抢夺的关系来描述的外部世界。我们全力以赴在利用宝贵的业余时间大声吵吵嚷嚷中国的公众事务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日子里，从来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浅薄和无知，满以为吃快餐和膨化食品的人也可以为大众写美食和营养学指南。诚然，我们也有点艺术和文化的底子，不过，在对文明的意义一知半解、在对爱和正义的法则如何作用于这个世界还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