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交响曲（1953）第三乐章是两个音乐形象之间的一场战斗：它们其中一个是充满严厉的遣责色彩的，而另一个就是DSCH一种高度紧张的出现。这一乐章展现出一幅令人颤栗的精神斗争的场面。在第四乐章中，斯大林的死被疯狂地庆祝（这位独裁者曾以一种狂暴的形象出现在第二乐章中）；而DSCH动机在接近尾段的音乐中唱起了火热的凯旋的歌声——但却仍带着一丝绝望的神伤。

    《作品全集序言及对比序言的简述》作品123（1966）这个有14个字的题目其实是属于一首只有2分钟的歌曲的，这首为男低音和会风琴而写的作品是作曲家为了庆祝他的作品全集出版而写的，是一首颇为新鲜而又具有幽默感的作品。作曲家在其中加入了他的DSCH签名，不无讽刺地向观众表示他的歉意，他那“令人不快”的音乐折磨了听众的耳朵。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中Scherzo中那段只有2分钟的小提琴拉奏（相同的调子可在作曲家歌剧《马克白夫人》中找到），而在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中，DSCH动机的一个变体贯穿了作品的第一乐章，这段音乐像征着个人（大提琴）对暴徒（乐队）的抗争。在这段音乐中，乐队对大提琴步步逼近，直至最后将其逼至近乎疯狂的旋转之中——作曲家在这里含蓄地影射政府当局胁迫他为他自己毫无热情、不感兴趣的共产主义高唱颂歌的行径。此外，DSCH动机还曾出现在第七弦乐四重奏的Lento中。这是作曲家为悼念刚逝世的妻子的一首简单但感人的哀曲。

    许多作曲家都曾将肖氏的DSCH动机写进自己的作品中，以示对作曲家的敬意。英国作曲家朗纳德·斯蒂芬森就曾为钢琴写了一首长达80分钟的帕萨卡利亚舞曲，其中就融进了DSCH动机，但也有一些作品隐藏了DSCH动机，像施尼迪克的第三弦乐四重奏，DSCH是隐蔽地藏在了第一乐章中（另外，贝多芬的《大赋格》也被引用），并不明显。

鲁托斯拉夫斯基将DSCH动机用于他的《乐队交响曲》中的托卡塔部分。

    樽胡斯拉夫·马蒂农在他的第六交响曲中也不时引用了DSCH动机。阿斯托·皮亚佐拉为双簧管和弦乐写的组曲中——这是一首绚烂的抒情曲——也引用了DSCH动机。但在这里却被转变成半音关系，作为最后一个乐章葬礼进行曲的低音部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点什么特别的吗？

    马尔科姆·阿诺德的第六交响曲（1967）有一个奇特的第二乐章，作曲家称之为“为一种已死的音乐而写的葬礼进行曲”，在这里DSCH动机被升了一个半音，并贯穿整个乐章。肖斯塔科维奇是阿诺德最崇拜的作曲家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对DSCH动机的引用，很明显是有目的的。

    本杰明·布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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