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曲的概况

　　粤曲源于戏曲声腔。从清道光初年开始，经历了几个不同形态的发展时期，形成为广东省的最大曲种。

　　1821～1861年为八音班时期。由8名乐工组成的班子称小八音班，后来组织扩大至24人的称大八音班。

　　早期以器乐演奏为主，兼吸收演唱西秦戏等外江班唱腔，故也曾称西秦班，后期逐渐改为演唱粤曲。

　　1862～1917年为“师娘”时期。“师娘”全是女性失明者，自少由专门收养盲女传习粤曲弹唱技艺的“堂口”培养成职业艺人，以自弹唱形式应邀登门演唱或沿门卖唱谋生。民国初年，“师娘”开始进入茶楼开设的曲艺茶座演唱，开创“一几两椅”的演出模式。

　　1918年起又进入“女伶”时期，称为“女伶”的非失明女艺人逐渐取代“师娘”。“女伶”改“师娘”时期“一几两椅”的坐唱为站唱，也改“师娘”一人多角、一人多腔演唱整套有故事情节的大曲转变为演唱单支粤曲。由于演唱形式灵活，故短短几年间，粤曲表演已形成一支400多人的演艺队伍。

　　1918～1938年的“女伶”时期，是粤曲历史上的全盛时期，人才辈出、流派纷呈，名家、名曲、名腔不断涌现。其时兴盛的原因，首先是演艺水平进一步提高，一批造诣颇高的乐师跻身曲艺界，不但伴奏，而且作曲、协助演员设计音乐唱腔；其次是曲坛有一批专为艺人撰曲的作家，改变过去只赖戏

　　曲班本的状况，艺人可以演唱适合自己艺术风格的曲目。“女伶”时期粤曲产生了一些重大变革：改原用“戏棚官话”演唱为用广州方言演唱；改原用假嗓演唱为用真嗓演唱，基本调门也相适应地从E降为C；把原分生、旦、净、末、丑、外、小、夫、贴、杂的十大行当唱腔归并为大喉（又称霸腔或左撇，属男角唱腔，多用高音区）、平喉（男角唱腔，多用中音区）、子喉（女角专用腔）三大腔系。粤曲拥有7个类别的曲牌板式：梆子；二黄；牌子曲；同地区的各种曲艺形式腔调；小曲、小调；按梆、黄旋法创造出的小曲、杂曲；“广东音乐”及其他民间乐曲。由自弹唱发展为用乐队伴奏，并形成了5种基本伴奏乐器组合：以高胡、扬琴、琵琶、横箫、长喉管为核心的称为软弓的组合（多用于平喉、子喉及文唱的伴奏）；以二弦、提琴（特有民族乐器）、月琴、短喉管为核心的称为硬弓的组合（多用于大喉及武唱的伴奏），硬弓加上唢呐和锣鼓的吹打乐组合（多用于牌子曲及特定唱腔的伴奏），以椰胡、洞箫、琵琶、扬琴（或筝）为核心的组合（专用于为南音等曲艺腔调的伴奏），吸收使用西洋乐器小提琴、昔士风、电吉他、木琴等为核心的组合（多和软弓混合或交替为平喉、子喉伴奏）。

　　广州被日军侵占后，曲艺事业衰颓，抗战胜利后稍有复苏，但已不及战前的兴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粤曲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1958年，集中优秀演员和乐师，成立了广东音乐曲艺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力改革创新，使粤曲从基本单一的站唱，发展为有弹唱、说唱、表演唱、小组唱等多种形式，培养出大批新生力量，在创作出大量新曲目的同时，还整理了不少传统曲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粤曲备受摧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粤曲逐步得到恢复。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采取繁荣创作、培养接班人以及大力推动群众性粤曲演唱活动等措施，使粤曲从80年代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粤曲各个时期均产生有杰出人才。“师娘”时期有月英、汉英、翠燕、馥兰、群芳、二妹等。“女伶”时期人才辈出，代表性人物是大喉唱家熊飞影，子喉唱家张琼仙（又名张玉京）和四大平喉唱家的小明星（邓曼薇）、徐柳仙、张月儿和张惠芳。这个时期的著名乐师中，被誉为“四大天王”的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是佼佼者。此外，还有著名撰曲家王心帆、吴一啸、曾浦生、陈冠卿、杨子静等。建国后，粤曲更是人才济济，著名演员有李少芳、关楚梅、黄佩英、何丽芳、白燕仔、谭佩仪、黄少梅、李丹红、何紫霜、何世荣（失明艺人）、陈燕莺、赖天涯等。著名乐师有梁秋、方汉、朱海、陈萍佳、苏文炳、屈庆、黎浩明、汤凯旋等。著名撰曲家有蔡衍棻、陆风、丁枫、陈自强、刘汉鼐、潘邦臻等。80年代以来，还培养出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和乐师。

　　粤曲的早期曲目大都来自粤剧“班本”，到“师娘”时期，开始积累起本身特有曲目，代表性作品为“八大曲本”：《百里奚会妻》、《辨才释妖》、《黛玉葬花》、《六郎罪子》、《弃楚归汉》、《鲁智深出家》、《附荐何文秀》、《雪中贤》。“女伶”时期竞唱新曲，创作繁荣，著名演员均拥有各自的首本名曲，如大喉唱家熊飞影的《岳武穆班师》、《武松大闹狮子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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