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多拉．邓肯（ 1877－1927 ）被誉为“现代舞之母”， 她在生活困境的挣扎和个人浪漫的幻想中，无意地卷起了全世界新舞蹈运动的惊涛骇浪。她令全世界为之感动的，不仅仅是她美丽的身体，或是改变了舞步和服装的习惯，而是在脱去紧身胸衣和芭蕾舞鞋后，把少数专家垄断的舞蹈艺术重新归还给了人民，道出了人们摆脱束缚，渴望自由，向往自然的心声。邓肯的成功是自然情感对社会习惯的一种胜利。当她的裸足落地时，人们在文明重压下喘息的本能，仿佛听到了一声解放的轰响。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人类精神面临全面的空虚。在舞蹈界，古典芭蕾僵化陈腐，依然卖弄着空洞无物的技巧。俄国舞蹈家福金已从内部开始进行自身的改革。而在美国、高空芭蕾、踢踏舞和杂耍式的乱跳滋生着无聊的乐趣。所以当邓肯在纽约的剧场中，披着简单宽松的希腊图尼克，几乎以半裸姿态出现时，观众大感惋异，同时也对这种缺乏“技巧”的舞蹈，兴味索然。邓肯远离了美国，在欧洲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她以坚定的信念，自由年轻的舞姿迎来了曾经失落的赞美和崇拜。欧洲人透过图尼克看到的，不仅是健康美妙的身体，更是充实坚强的灵魂。罗伯特．亨利曾说：“看到她以后，使我想起惠特曼的伟大声音，我从她的舞姿中发现了深奥的哲理。看她跳舞时，使我兴奋的不仅是她的表现之美，而是她对于将来的人们所给予的纯粹美的人生意义。”１９０５年，当邓肯来到俄国后，令舞蹈家福金“高兴得发狂”。他说：“高兴得发狂”。她说：“我从她的舞蹈中看到了我正在追求的东西，也就是我向同伴们的所要求的表现性、单纯性和自然性。” “芭蕾一点也不美”。邓肯认为芭蕾违背了人体的自然规律，扭曲了真实的肉体和精神。而她的自由舞（或称新舞蹈）也绝非以“兴之所至的意志”来作为基础。她的舞蹈创作基本上源自四个方面：自然主义、古典音乐、古希腊精神和革命主义激情。邓肯认为芭蕾“只表现活着东西的死亡”，而自然唤醒了生命的能量。她曾说：“我学习了花朵的颤动、蜜蜂的飞舞、鸽子和其他鸟类可爱优美的姿态。”她认为这些动作都源自胃后的太阳神经丛，她的第一个动作构成灵感自于波浪的节奏。她在自然中寻求净化的力量和起舞的冲动，正是否定了旧有的僵死的动作模式，传递了一种新的舞蹈美学思想。热爱健美、自由的自体的古希腊精神与邓肯要在自然中追求的理想不谋而合。她在古希腊瓶画的姿态中，发现了她浪漫主义精神的理想形态。在她游历希腊时，曾在古希腊废墟上随心而舞，复苏了沉睡已久的肉体崇拜。“她通过舞蹈，表现出很久以来在文化的下面被遗忘的肉体，但这并不是表现未开化的人们的裸体，而是与理智想结合的新的肉体”。邓肯不单是复活了古希腊精神，而是超越了它，把“最高的智慧蕴藏在最自由的肉体之中。”邓肯根据希腊文化创作的代表作品有《伊菲里涅亚在奥里斯》、《酒神巴克科斯》、《复仇女神》等。 邓肯从小受母亲影响，聆听了大量的古典音乐。所以在她随着肖邦、勃拉姆斯、贝多芬、瓦格纳的音乐舞蹈时，能够驾轻就熟地处理复杂的节奏与抽象的乐音。在她的《夜曲》、《舒伯特的华尔兹》、《勃拉姆斯的华尔兹》中的轻快的跑动、跳跃，体操式的步伐，趾尖的竖立，前后转头，柔软的臂姿，显示了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快乐地飘浮于音波之上。波德莱尔曾说：“舞蹈能启示

一切蕴藏在音乐中的东西”，邓肯把“肉体动作发展为灵魂的自然言语”，与音乐对话，

并捕捉到了音乐灵魂中酒神的狂喜。 她在《马赛曲》、《奴隶进行曲》、《俄罗斯工人之

歌》、《革命者》、《母亲》等作品中流露出火热的革命主义激情，倾注了对人类的苦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