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艰难的时候，即便云门已经获得较高的国际声誉，1988年林怀民还是一度选择了放弃。消息在报纸上登出来，让一个在建筑行业做得很成功的企业家震惊，云门在台湾点起了文化的火把，他说云门关闭了，火把要有人传递下去。于是，这个曾经不敢把开书店的梦想付诸实施的企业家，立刻开始创办台湾最大的书店———他就是台湾著名的诚品书店创始人吴清友。

    后来，林怀民偶尔在出租车上听司机说：“做什么不辛苦！”他觉得受到棒喝，再度开启云门。

如今云门在国际上声誉越来越高，作品却变得越来越安静。林怀民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舞蹈语言。从《行草》到《水月》到最新的《白》，他的作品越来越写意、越来越抽象、留白的空间也越来越大。

    隔了14年，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林怀民带着年届不惑的云门再度来到北京，与当年被他们的血气方刚所震撼的北京观众，又会有一场什么样的相遇呢？

    ■我从来不相信舞蹈会改变世界，到最后舞蹈就是肉身

    记者：舞蹈是一种肢体语言，应该不是用来思考的，但是您的作品总是让很多人追索其间的涵义，您在创作的时候是首先考虑作品的文化意义吗？

    林怀民：我想作品有没有文化，是创作的那个人有没有文化，舞蹈不是用来表现文化的，它要表现的是瞬间即逝的动作。舞蹈是在观众心里留下的那个幻象，是那些动作在观众视觉和听觉上能量的累积所构成的印象，观众会去诠释它的意义。

    我的作品从《白蛇传》、《红楼梦》到后来的《水月》，通通取材于传统，因为传统是我们的母体。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作品是不断地把衣服拿掉、把故事拿掉，最后就只剩下肉身。舞蹈就是肉身。这个过程我走了很久才一步一步走出来。最后舞蹈不再服务于叙事，更不要说宣扬一个什么主义，我从来不相信舞蹈会改变世界。有趣的是我真正抛开这些东西，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解除戒严之后。束缚没有之后你才会苏醒，想象力的空间就大了。

    记者：云门最著名的作品《薪传》曾在台湾造成了非常大的轰动，这部作品也被赋予了很多文化上的意义，您因此也被一些人称为“台湾文化的脊梁”。您能说当初创作《薪传》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它在文化上承载的意义吗？

    林怀民：我想有，但不是在编舞的时候，而是在日常生活里。当年我从纽约回到台湾做云门，台湾当初的舞蹈界不比内地，是一个很业余的状况，我一切都是从头摸索。我就地取材，在文化中去挖掘自己。不管是从传统戏曲里、从文学里、从故宫博物院里，甚至从台湾历史里找东西，都是新的开始。

    《薪传》表现的是台湾的移民史，竟然是在台湾舞台上呈现台湾历史的第一部作品，之前由于当局的压制，我们是不知道的。后来到解除戒严之后，突然“哗”地一下子很多东西出现在眼前，这跟内地“文革”之后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我还有一个作品是回顾“二·二八”事件的，表现的是我们从小就感应的那种白色恐怖，那种伤痛。那不是什么社会的宣言，是自我疗伤的一种作为。

    台湾社会这几十年来的改变非常惊人，云门也一直随着社会的改变在改变。我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视野、角度，从历史到现实，等这些东西都找完之后，就找到自己的身体。这既是舞蹈上追寻的过程，我想跟时代变化也略有关系吧。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就安静下来，在做完一个叫《家族合唱》的作品之后，忽然觉得自己自由了，也觉得没有什么委屈可说了。那以后我的作品就没有事情发生了，就有了《狂草》、《水月》这样的作品。

    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些文化上的意义，其实没有这么具体，好像我是传教士，要透过这些舞蹈来传达文化上的东西，我想这个还是文字做得比较好。

    记者：就是说，您现在并不想让舞蹈承载太沉重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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