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世界仍处于经济大萧条中，戴爱莲的父亲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所经营的商业终被波及而难以为继。她没有向困厄低头，靠勤工俭学继续坚持学业，课余做模特，抄乐谱，教舞蹈，甚至帮人做家务、打扫卫生，有时到伦敦艺术家沙龙表演舞蹈，或去电影制片公司、剧场当临时演员。她的早期舞蹈作品《波斯广场的卖花女》、《杨贵妃》、《叶花子》、《伞舞》、《垂柳》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

　　谈起这些舞蹈的创作，老人情不自禁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那时在伦敦，我看到有人跳日本舞《花柳流》、印尼的爪哇舞、乌迪·香卡的印度古典舞……可就没有人会跳中国舞，这大大刺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中国人。”老人叙说着，字字似乎掷地有声：“我在海外长大，受的是西方教育。那时，没有机会接触中华民族文化，可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找‘根’。为了解中国的历史，我就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找，通过英文写的中国历史来了解我的祖国。并且，我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尽管我还不知道中国民族舞蹈是什么样子。就这样，我从历史书中去寻找题材并根据自己的想象创编了《杨贵妃》、《垂柳》等舞蹈，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很粗浅，但这是我走近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宝库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戴爱莲观赏了德国著名现代舞艺术家玛丽·维格曼热情奔放的表演，她感到强烈震撼，因为她从未看到过如此感人、又如此令人难忘的舞蹈。当时，维格曼剧团在伦敦设有舞蹈工作室，她便前往求学。在如饥似渴的学习中，她深感现代舞自由奔放，感情不受束缚，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遗憾的是缺乏完备的表演体系，而古典芭蕾则恰好与之相反。于是，戴爱莲大胆提出现代舞蹈与古典芭蕾应相互借鉴、优势互补的学术见解，以期达到互利双赢的新境界。然而，由于当时古典芭蕾与现代舞派之间门户之见甚深，一时难以弥合，老师又深恐她的观点影响其他学生，无奈之下，她被迫退出维格曼舞蹈工作室。

　　挫折没有动摇戴爱莲学习现代舞的决心，她发现著名的尤斯芭蕾舞团在表演上采用了形体动作与内在感情紧密结合的方法，使表演既呈现出良好的舞蹈技艺，又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这使她兴奋不已。后来，她在自己的表演中吸取了这一方法，收效甚佳，迭获好评。不久，她获得著名的尤斯·莱德舞蹈学校奖学金进入该校学习现代舞，并有幸成为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舞谱发明人鲁道夫·拉班的学生。这位杰出的舞蹈理论家有关情感的表现方法与舞蹈表演技术的理论和他的拉班舞谱，对力求完美、勇于开拓的戴爱莲后来的舞蹈创作及毕生的艺术追求，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她踏上了归国的漫漫旅程

　　早在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时，15岁的戴爱莲虽然远在异域，却十分牵挂祖国的命运，她不懂中文，便时时关注英文报章关于中日战事的报道。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祖国全面抗战爆发，戴爱莲心中极不平静，她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惦记着亿万同胞在战火中的悲惨处境。当时英美不少颇具正义感的有识之士非常同情中国军民的抗战，他们组织了“援华运动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抵制日货，组织募捐义演。戴爱莲尽管自身生活十分清苦，仍满怀激愤参加该组织的各种援华活动，在义演中，她创作并演出的《进行曲》、《警醒》等舞蹈讴歌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壮举，在英伦三岛激起巨大反响和广大公众的强烈共鸣。戴爱莲先生回忆说，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来中国之前也在这个组织工作，虽然当时她还不认识白求恩大夫，但每当想起曾和他在一起并肩“战斗”，心中仍深感自豪。

　　在友人那里，戴爱莲读到一本书，就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从这本书里，她知道了中国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在延安窑洞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她，从中她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而此时，德国法西斯战争机器横扫欧洲，继敦刻尔克英法盟军大撤退后，在英吉利海峡和不列颠上空，英德战机正进行人类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惨烈的空战，伦敦也遭受到德国轰炸机群不分昼夜的无差别轰炸。亲身体验到法西斯残暴的战争罪行，使戴爱莲更渴望回到祖国参加抗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她要和祖国的同胞在一起。

　　在二战烽火中回国谈何容易，戴爱莲开始了一次次努力。她在报纸招聘广告中看到一位英国妇女要去香港，想为孩子找个同行的“保姆”，便上门应聘，但人家看她像个学生，实在太年轻，担心难膺此任，没有同意。后来，她又希望在远洋客轮上找份工作，以便寻找机会回国，但多次联系未果。最后，她找到了中国驻英使馆，一位叫张树理的使馆官员专门负责安排旅英中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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