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天，戴爱莲和叶浅予应邀访问美国，向热情的美国公众介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演出没有乐团，便由随行的画家丁聪吹竹笛伴奏。来自东方、颇带神秘色彩的优美舞蹈和音乐使美国公众如醉如痴，同样引起轰动，加深了中美两大“二战”盟国人民之间在文化艺术上的沟通与了解。

　　访美载誉归来的戴爱莲念念不忘开拓中国的舞蹈教育事业，她先在上海主持了私立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接着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国立北平艺术学院任教。她将欧美最具代表性和最高级别的舞蹈艺术——切凯蒂学派的芭蕾舞教学体系和拉班现代舞技巧与理论，悉心传授给她的学生，为中国新舞蹈事业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

　　她的事业如日中天

　　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化艺术工作的亲切关怀，极大激发了戴爱莲如火的工作热情。她组建了华北大学文艺学院舞蹈队，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舞蹈演员；在她的主持下，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舞蹈团体——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也如期诞生。与此同时，她领衔创作了大型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大秧歌《祖国建设》和中国第一部舞剧《和平鸽》。在这部大型舞剧中，戴爱莲担纲主演，她亭亭玉立的优美舞姿，令所有的观众和同行都大为倾倒。

　　五十年代初，戴爱莲众望所归，出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1954年，她主持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身)，担任校长；不久，她主持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担任团长。戴爱莲此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时常要抽出时间履行代表和委员的职责，但她不负众望，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其精力之充沛，令人惊叹。在高度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戴爱莲始终惦记着拉班舞谱的推广，她创立了拉班舞谱委员会，亲自开班教学，用拉班的现代舞蹈理念推动中国舞蹈事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她以高超的编舞技法对流传于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进行再创造，推出了力作《荷花舞》，并取材敦煌壁画，借鉴戏曲中的长绸舞，创作了传世之作《飞天》。1953年，由徐杰领舞的女子群舞《荷花舞》在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1955年，由徐杰和资华筠表演的女子双人舞《飞天》在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1994年，这两个舞蹈被国家确认为“20世纪经典”，至今仍久演不衰。

　　正当戴爱莲的舞蹈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文革浩劫不期而至，作为舞蹈大师的她亦遭厄运。她被江青定为“活靶子”，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罪名，被遣往“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和无休止的批判、折磨，身心均遭受残酷迫害。然而，戴爱莲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丝毫没有改变，她相信，曲折坎坷之后必将是光明的坦途。粉碎“四人帮”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海外？”戴爱莲的回答令人动容，她说：“这里是我的祖国！”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十年浩劫结束了，戴爱莲已年届花甲，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她出任中央芭蕾舞团艺术指导与顾问，呕心沥血培育着芭蕾新秀。张卫强、赵民华、郭培慧、冯英等青年演员在她的精心指导下，分别在英国皇家剧院、巴黎歌剧院和莫斯科大剧院“崭然露头角”；身患严重职业病的青年演员王才军、汪齐凤经她的鼓励和引导，创造了奇迹，在首届巴黎国际芭蕾比赛中获奖；青年演员辛丽丽、杨新华在她一丝不苟的严格培训下，创造了独特的奥杰塔和王子形象，为祖国的芭蕾事业赢得国际大赛的金牌。

　　与此同时，享有“国际舞蹈大使”之誉的戴爱莲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穿梭于亚、美、欧三大洲，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说：“我要让世界了解优秀的中国文化，也要把世界上优秀的舞蹈艺术带给中国同胞。”她不断到国外讲学，出席国际舞蹈会议，担任各种重要国际舞蹈大赛的评委。她精辟、独到的学术见解，严谨公正的评论、判断，赢得国际舞蹈界人士的敬重。1982年，戴爱莲以高票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

　　1985年，戴爱莲到英国舞蹈中心讲学，她生动地介绍了中国民族舞蹈多姿多采的艺术形象和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令海外同行眼界大开，心驰神往。1986年，戴爱莲赴美参加世界舞蹈联谊会，在学术研讨会上，她热情介绍中国舞蹈的悠久历史，演讲极为精彩，与会专家听得如饮醍醐，无不感佩。

　　1996年，香港演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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