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烽火中回国谈何容易，戴爱莲开始了一次次努力。她在报纸招聘广告中看到一位英国妇女要去香港，想为孩子找个同行的“保姆”，便上门应聘，但人家看她像个学生，实在太年轻，担心难膺此任，没有同意。后来，她又希望在远洋客轮上找份工作，以便寻找机会回国，但多次联系未果。最后，她找到了中国驻英使馆，一位叫张树理的使馆官员专门负责安排旅英中国留学生回国事宜，他认识戴爱莲，深为她回国参加抗战的诚意所感动，便对她说：“你生在国外，没有中国护照，不能按留学生身份送你回去，但我知道你一直想回中国。等我安排完留学生，我一定会帮你弄一张回国的船票。”不久，张先生真的把一张去香港的船票交到了戴爱莲手中，她归心似箭，于1939年底乘上这艘驶往远东的英国邮轮，踏上前程未卜的漫漫海上旅程。

　　在宋庆龄办公室举办婚礼

　　1940年初，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戴爱莲乘坐的英国邮轮终于驶达了香港，正在香港的宋庆龄迅即派她的秘书廖梦醒前去约见这位著名的青年舞蹈家。直到这时，戴爱莲才知道，她在伦敦参加的许多募捐、义演所筹集的抗日捐款，大都由“援华运动委员会”转给了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并通过同盟转交到中国抗日军民手中，因此，宋庆龄早就听说过她的名字。

　　戴爱莲从小就对孙夫人宋庆龄非常敬仰，能和宋庆龄会面，她自然喜出望外。一见面，宋庆龄就热情而亲切地拉着她的手，说：“我们有一个‘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主要工作是为抗日募捐，为前线将士采购药品，你能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面对孙夫人的邀请，戴爱莲很激动，当然责无旁贷。于是，她与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施奚贵同台合演了一台晚会，她的中国题材舞蹈《进行曲》、《警醒》、《杨贵妃》等令香港公众耳目一新，获得极大成功。其后，她又潜心创作了《游击队的故事》、《东江》等一批反映中国抗日军民战斗风貌的舞蹈，在香港举行专场义演，她将炽热的爱国激情融入精湛的舞蹈艺术之中，观众无不为之动容，捐款空前踊跃。

　　在香港，戴爱莲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国内如此众多的文艺界名人，而叶浅予、冯亦代、马国良、丁聪等著名画家亦纷纷为她作画。有一次，戴爱莲练完功，发现排练现场有一幅速写画得非常生动传神，不禁引起她的极大兴趣，而这幅速写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叶浅予先生。在一次募捐义演活动后，戴爱莲和叶浅予在宋庆龄办公室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两颗年轻的心在艺术激情的撞击下结合在一起，宋庆龄高兴地做了他们的主婚人。

　　戴爱莲想去延安的心愿始终没有改变，与叶浅予结婚后，他们再次向宋庆龄提出这个想法，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然而，叶浅予因为工作上的需要，必须先去重庆一趟。而此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立即陷入危险之中，戴爱莲、叶浅予夫妇迅即撤离香港，取道桂林，来到陪都重庆。

　　她跟周恩来学跳陕北秧歌

　　到达重庆后，戴爱莲和叶浅予住在一个文化界朋友家里。一天晚上，这位朋友宴请几位宾客，饭桌上，郭沫若正好坐在戴爱莲对面。她对郭沫若早有耳闻，见他举止儒雅，言语不俗，心中十分仰慕，晚饭时便总是和他交谈。当时，坐在戴爱莲旁边的是一位“周先生”，主人介绍时称他为“周师长”，她一听，以为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便不想多答理。虽然，她也感觉这位“周师长”风度翩翩，颇有大家风范，但当对方和她说话时，她总是短短数语敷衍一下而已，整个晚上一直和郭沫若聊天。饭后回到房间，叶浅予问她：“你知道你旁边那个人是谁吗？”她回答不知道，叶浅予告诉她：“真是糊涂，那就是周恩来呀！”几天后，戴爱莲、叶浅予登门拜访周恩来，她对邓颖超大姐讲起那天自己失礼的笑话，邓颖超听后，大笑不已。叶浅予向周恩来表达了想去延安的心愿，周恩来听后，微笑着说，你们在大后方的用武之地比去延安大得多，因此劝他们留在重庆。周恩来的指点使他们深受启发，遂决定继续留在重庆为抗日多做工作。

　　此后，戴爱莲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关系更加亲密，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每逢周末都要举办文艺活动，戴爱莲总要赶来参加。她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周恩来亲自教她跳陕北大秧歌的情景，她回忆说，周恩来一边迈着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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