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舞在中国有着宽泛的定义和曲折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新舞蹈艺术的先驱们在自身的舞蹈启蒙教育中，都曾尊名师学习过地道的西方现代舞。在他（她）们的艺术实践中，葆有与现代舞相通的自由与创新的理念，同时更强烈的追求舞蹈的民族性与时代精神。其中，吴晓邦"和着时代的脉搏跳舞"的至理名言和以《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饥火》等为代表的"20世纪经典"之作，应视为"中国现代舞"的珍贵精神财富。

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发展的历程中，广义而言，凡是不具有特定民族风格或古典程式的舞稻，似乎都可划入"中国式的现代舞"。但是，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些从生活中提炼舞蹈语言，反映民众关切的社会、历史事件，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品格的作品，我们之所以未纳入"现代舞"范畴来介绍，因为从严格意义上，它们与属于西方现代派艺术体系的"现代舞"，从创作理念到表现形式都具有明显差异性。

50年代末--60年代初，吴晓邦创建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系统的推行他所创建的--源于现代舞--的教学体系，为走出一条"中国现代舞"的路子，进行了多方面的创作实践。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从古曲中获得灵感，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十面埋伏》、《梅花三弄》、《平沙落雁》……；也有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牧童识字》、《足球舞》、《花蝴蝶》……等。他的艺术信念依旧，但上述作品的影响却不及他抗战时期的那些舞蹈。后来，随着"天马工作室"的中断，现代舞在中国的探索势渐衰微。

中国现代舞重新崛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日益发展。初期的一批被群众称之为现代舞的作品如：《希望》、《无声的歌》、《再见吧，妈妈》、《刑场上的婚礼》、《割不断的琴弦》等。从构思到语言模式的突破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创新意识和较大的冲击力。但是除了《希望》之外，大部分作品的表现手法仍未脱离具象化地反映具体事件中的具体人物。显然，这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舞。此后，上海胡嘉禄推出自己的系列作品《理想的呼唤》、《绳波》、《血沉》、《对弈随想曲》、《彼岸》、《独白》……从作品的创意到表现形式--语言栽体，似乎可以感觉到编导正向着他心目中的"现代舞"靠近。

中国真正放开手脚，直接引进西方"正宗"现代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是近十多年的事。以改革开放的前哨城市--广州、中国的文化中心首都--北京为"基地"。 现代舞在中国有着宽泛的定义和曲折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新舞蹈艺术的先驱们在自身的舞蹈启蒙教育中，都曾尊名师学习过地道的西方现代舞。在他（她）们的艺术实践中，葆有与现代舞相通的自由与创新的理念，同时更强烈的追求舞蹈的民族性与时代精神。其中，吴晓邦"和着时代的脉搏跳舞"的至理名言和以《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饥火》等为代表的"20世纪经典"之作，应视为"中国现代舞"的珍贵精神财富。 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发展的历程中，广义而言，凡是不具有特定民族风格或古典程式的舞稻，似乎都可划入"中国式的现代舞"。但是，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些从生活中提炼舞蹈语言，反映民众关切的社会、历史事件，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品格的作品，我们之所以未纳入"现代舞"范畴来介绍，因为从严格意义上，它们与属于西方现代派艺术体系的"现代舞"，从创作理念到表现形式都具有明显差异性。

1987年广东省开办第一个现代舞实验班；1991年北京舞蹈学院正式开办现代舞教研室。陆续邀请西方著名现代舞专家，进行系统的形体及编舞法训练。先后有：萨拉·斯塔科豪斯、商如碧、道格拉斯·尼尔逊、克劳迪亚·吉特尔曼、芦卡斯·霍文、罗斯·帕克斯（美国）；别基特·奥克桑（瑞典）、珍妮特·兰德尔（英国）；美籍华裔专家王仁璐、江青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教师。此外，40年代在美国获硕士学位的中国现代舞家--郭明达，特别是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曹承渊对推广现代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代年轻的现代舞人大都带着对于西方现代舞的新奇和虔诚感进入这一领域。由于中国的专业舞蹈教育已形成全面的网络体系，技艺训练达到了很高水平。那些经过严格选拔进入实验现代舞培训班的"新兵"具有扎实的芭蕾或中国舞的功底，一流的身体素质，绝非在一张"白纸"上作"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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