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的“变脸”
——评论中国舞剧《原野》

　　曹禺的《原野》近些年来倍受青睐，但是很多评价并非建立在对作品精神内涵的准确把握之上，对于评价对象真实涵义的曲解和漠视，导致了评价本身的种种偏差。因此，对《原野》的精神内涵进行科学的、符合作品本意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重评《原野》是很有必要的。舞剧《原野》的展出使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它的味道的同时，又在视觉冲击上是人们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感官体验。
　　 舞剧《原野》同原著一样，都是以仇虎为核心组织情节、设计冲突的。如何认识仇虎的身份及其中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于《原野》的理解。因此，这里必须首先辨证仇虎的身份。
　　 很多的观者都把仇虎看作是向压迫自己的恶霸地主复仇的贫苦农民，现当代很多的评论仍然持此观点。虽然有人已经发现仇虎在性格特征、心理素质等方面与农民的巨大差异，但仍然坚持把他看作“农民”，只是在“农民”前面加上“不太成功”之类的修饰语而已。
　　 如果孤立地看仇虎的身份，说他是“农民”不无道理。问题在于，很多人是把仇虎的“农民”身份作为焦阎王的“恶霸地主”身份的对立物来确认的。而实际上，一旦把仇虎纳入焦、仇两家的关系中来认识，他的“农民”身份就很值得怀疑了。
　　 让我们静下心来细读舞剧《原野》，到作品中去寻找答案。
　　 一个复仇故事。“寂静的暮色，怪象的黑云遮住了天，苍苍茫茫的原野中，巨大的变色枕木静静的躺着。随着一声长长的火车的汽笛声，枕木开始移动，一根， 两根，三根……，那也许是希望，也许是险恶，也许是反抗，也许是忧郁。”舞台的帷幕徐徐拉开，仇虎作为复仇者满怀仇恨、杀气腾腾地出现在焦家人面前，于是有冲突、恐惧、忧郁、死亡……。对于舞台上正在进行的焦、仇两家的仇杀，观众会感到真实而又明了，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时空里焦、仇两家的另外一种关 系——八年前（焦阎王家与仇荣家结下冤仇之前）焦大星家与仇虎家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今日之仇杀的平等、友好。（原著）
　　 在原著中记载， 仇荣（仇虎之父）与焦阎王是好朋友。焦、仇两家交情很深，在这种友好、平等的关系中，焦阎王算不上“地主”、“恶霸”，仇家的人亦算不上“农民”。因为他 们之间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一般所谓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恰恰是以这种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这样，发生在平等、友好基础之上的焦阎王对仇荣家的伤害，也就不是地主恶霸对农民的压迫，而是兄弟、朋友间的争夺与残杀。以这种争夺、残杀为转折，仇虎沦为囚徒。假如这时再界定他的身份，他也只能算是一位破落户子弟，一个囚犯。这样，八年后他回到家乡向焦家的复仇同样难以构成所谓农民向地主恶霸的复仇，把这时的他看作与恶霸地主对立的农民同样是缺乏依据的。在焦、仇两家的冲突中，阶级成份已经没有意义。把《原野》中的仇虎作为一个人、一个复仇者来理解更符合作品的实际。
　　 然而，假如《原野》真是表现农民向地主复仇，整个舞剧在艺术表现上就失败了。农民在觉醒之后向残害自己的地主复仇乃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从本质上说这是喜剧而决不是悲剧。《原野》的复仇故事之所以构成悲剧，主要就在于仇杀的双方本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而是平等友好的兄弟、朋友关系。与焦阎王的冲突中，仇虎并不代表农民。给他挂上“农民”的招牌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片面。
　　 冲突是戏剧的灵魂。我们对于《原野》精神内涵的分析从分析其冲突开始。《原野》叙述的故事主要是由两大冲突构成的：一是焦阎王家与仇虎家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情节冲突，二是仇虎内心世界的冲突——表现为精神冲突。
　　 前文已经说明，焦、仇两家的冲突是兄弟、朋友间的争夺与残杀，阶级成份对于他们已经失去了意义。既然如此，冲突双方各自代表着什么就完全取决于他们在冲突中所处的位置了。从这个角度看《原野》中的人物，可以发现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是强者又是弱者；是杀戮者又是无辜者；是善的代表又是恶的化身。这双重身份随着冲突的发展而互相转换。廓清了冲突双方各自的身份，冲突的本质也就一目了然了：焦家和仇家的冲突始终表现为强与弱、恶与善的冲突。在这冲突中，恶的总是强大的，善良、无辜的弱者永远被恶所摧残，所杀戮。善与恶的冲突构成了焦、仇两家冲突的基本内容。 这种善与恶的冲突也正是《原野》第二大冲突（仇虎精神世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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