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唱法以青少年为中心，也深受中年人的喜爱。专业通俗歌唱演员，唱龄较之美声唱法的演员和民族唱法的演员相比较要短的多。最多也只是十年八年的时间，唱红几年就要更换。其人才培养主要靠自学，一般训练几个月便可上舞台演唱。为了使朋友们了解通俗唱法的特点，有必要简单地介绍我国通俗唱法的发展历史。中国的通俗歌曲，因国情和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所决定，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共有特征通俗性、流行性、民族的继承性，始终不曾改变。

    从音乐史上看，自唐代结束以后，宫廷音乐逐步走向衰落。民间音乐（包括戏曲、说唱等）日益发展起来。到明清时期，地方特色的戏曲已发展到近 400 种，说唱音乐 300 多种，为达官显贵所娱乐的民族器乐也渐渐普及到城市各阶层音乐爱好者中。

    20 世纪初，尤其经过“辛亥革命”的政治变革，市民阶层的通俗音乐又有了新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一带出现了许多习奏《江南丝竹》音乐的小型丝竹合奏社团，其代表性的曲目有《熏风曲》、《欢乐歌》、《三六》、《行街》等。以广州为中心的粤港地区则出现了不少以习奏广东小曲（俗称广东音乐）的小型丝竹合奏社团，其代表性的曲目有《旱天雷》、《倒垂帘》、《雨打芭蕉》、《赛龙夺锦》等，“江南丝竹”乐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流入，通俗性歌唱活动迅速发展。各地盛行传唱各种城市小调。这时的歌曲，大多以民间流传的所谓各种古曲、小调填以新词的方式来演唱，主要有《茉莉花》、《孟姜女》、《无锡景》、《五更调》、《小放牛》、《满江红》、《苏武牧羊》、《凤阳花鼓》等等。各地刊印的各种各样的小调集也为数甚多。著名文学家、诗人刘半农、李家瑞长等人所著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中，共收集了十一个省 6000 多首这类城市小调的曲词。另外，以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为主，为了推进“新学”，为了向青少年进行改革的启蒙教育，各地以新学堂为阵地，也编写、出版和传唱了多种多样的所谓“学堂乐歌”。这些歌曲大多以日本、欧美的大众歌曲填以新词，以集体演唱方式来表现。主要有《何日醒》、《中国男儿》、《十八省地理历史》、《扬子江》、《送别》等等。当时也有少量歌曲以起国民间流传的曲调填词的，如《祖国颂》、《满江红》、《勉女权》等。也有个别歌曲的曲和词都是新创作的，如沈心工的《黄河》、李叔同的《春游》等等。

    五四运动后，随着反帝反封建群众革命斗争的深入，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这些歌曲都延续过去的“学堂乐歌”那种填词歌曲的方式编写，其曲调既有过去流行的城市小调和学堂乐歌，也有本国本地区和外国的革命歌曲，如《马赛曲》、《国际歌》、《红旗歌》等。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歌曲是《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等。这些革命歌曲的演唱，已不再局限在学校范围内，而是扩展到各种群众性集合场所和集体活动中。演唱的对象也从知识阶层扩及到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因而，这些歌曲形式比较简短，一般是不带伴奏的通俗歌曲。这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和以填词编写的歌曲传统，在当时红军革命根据地和东北抗日联合义勇军中一直保持着。到了 30 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中，又出现了两种新的通俗音乐。一种是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和外国娱乐性歌舞音乐的传入，开始萌生了中国的娱乐性通俗歌曲和歌舞音乐。突出黎锦晖及其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影响大的歌曲有《桃花江》、《毛毛雨》、《特别快车》、《妹妹起爱你》、《花生米》等等。这些歌曲大部分是用我国城市小调性的曲调，同外国歌舞（如弧步舞、伦巴舞、探戈舞等）的伴奏相混合的产物。有些则完全照搬外国的音乐，只是添上了新词（如《特别快车》、《花生米》、《蔷薇处处开》等。）这些音乐通过“明月歌舞剧社”的演出，特别是唱片公司的灌唱，迅速扩大其影响。这类结合歌舞表演的通俗歌曲，曾因其内容的低俗，艺术的粗劣，遭受到文化教育界、音乐界的致的批评和抵制。后来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走向高潮的形式下，它们逐渐走向低落。另一种则是随着国际及国内“左翼”文艺活动的开展，以聂耳、任光、安娥、张曙、吕骥等人为主，积极进行反映工农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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