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出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之起源说”，俗称“恋爱的起源说”。达尔文在1891年发表的《人类的遗传与异性的选择》中论及到，在自然界的动物中，如发出美妙叫声的小鸟与对着月亮远吠的小狼，有很多都是为了吸引异性，才发出音乐性的声音。这种本能，对于高度进化的人类来说，也得到了形质上的遗传。这便是达尔文关于音乐诞生的学说。此外，著名的心理学家蓝卡霞·耶吉也发现，人类十五六岁的思春期一到，便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促使他对音乐和世术主产生深切的爱好。所以，他颇为赞同达尔文的学说。“劳动节奏的起源论”。1896年卡鲁·比亚在《劳动与节奏》一文中首先提出。他认为，在群体劳动中，为了使力量化合为一，于是产生了节奏一般的同调作用。这种劳动节奏的本质，不仅包括了紧张和弛缓，有时也伴着多次有音乐的挂声。比亚认为，在这种节奏诞生和挂声的样式发达之后，才产生了歌唱。其实，这种“劳动节奏的起源”在我国古代一些作品中已略见一般。《吕氏春秋·淫辞》上有：“今举大木者，前呼舆雩，后也应之。此其与举大木善矣。”我国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YAHU），后也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进入二十世纪后，首先出现的是温特的“强调感情的起源论。”在《民族心理学》一书中，他提出，一自然民族会有声音和体态，为了自由表现强烈的感情，而发挥整个身体的表现姿势。人类在猿人时期，甚至是在类人猿或动物时期，高兴时便手舞足蹈。集体行动的开始，胜利的归来，都手舞足蹈一番。那时还没有音乐伴奏，统一动作的，只是手的拍打声，足的踢踏声，在感情驱使下的语言呼喊声，语言音调在舞动上的高低强弱声等。从这种强调感情的表现，音乐开始萌芽。在我国古代刘昼所写的《刘子·辩乐》一文中也有类似的阐述：乐者，天地之声，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人心喜则笑，笑则乐，乐则口欲歌之，手欲鼓之，足欲舞之。歌之舞之，容发于声音，形发于动静，而入于至道。“竹林七贤之一”以弹《广陵散》著称的嵇康在他的音乐美学论著《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歌以叙志，舞以宣情”也正是对这种感情起源的诠释。

　　最后出现的音乐起源论，是卡路·史顿普的“集团信号之起源论。”在1911年他所著的《音乐的起源》一书中，他提出，自从人类最初有了节奏以来，群众开始发出强烈性的声音，个人则以平常而简易的音高发声，于是在各种不同年龄与性别的差异下，所发出的音高差别，很自然就构成了音程。这便是卡路对旋律诞生的一项线索。

　　上述众多的音乐起源论，我们觉得都很可贵，都为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然而综观各种学说，不难发现，其中没有一种定义能够具体地论述到音乐的构成要素，因此也不能使人满足与确信，因为音乐必须由旋律、和声、节奏等三要素组成。

　　原始时代的音乐与弦乐器的产生音乐的起源，应该从大量的最初的音乐状况中进行考察，从大量的音乐史实中，从音乐总体发展的轨迹中，寻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来。

　　随着比较音乐学和音乐史学的研究急速前进，许多比以前更显著的关于音乐起源的学说，纷纷而立。下面我们就从音乐史的立场，来谈谈音乐的种种背景。

　　距今五万年前，即所谓的第四冰河期，人类过着一种男性出外狩猎，女性采集植物的基盘生活，后来，生活形态慢慢演变成氏族社会。现在，就让我们从考古学上去发掘这一时期可供研究的原始乐器。

　　首先，考古学家们在西班牙及北非的洞窟里，发现了公元前二万五千年至一万年之间，即旧时器时代末期类似坎达布利亚文明的岩石画。在这些岩绘上，不仅描绘了各种装扮成动物的狩猎人用弓箭射击、用枪投射，也有类似祭典仪式的各种音乐形式，同时，生动地表现了人们演奏着各种原始乐器的样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人类已经知道利用原始乐器来吹打；同时，我们也可以猜测，当时也已经推行祭式音乐了。在这同时，考古学家也在法国、德国发掘到各种有趣的原始乐器。如用一种凹凸不平的齿形物，在胫骨上磨擦发出的声响；用椭圆形的小木板系上绳子，而发出“砰！砰！”的声音；还有一种形状像笛却没有孔的骨制乐器，这种用动物的骨制成的笛子，很可能是猎人为了抵御外敌或捕捉动物时所用，用它来吹奏使敌人销魂的声音。我想这种骨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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