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特的的美学意蕴和审美品格

19世纪以舒伯特和舒曼的创作为代表的德语艺术歌曲创作崇尚个性、感情的自由抒发，着重于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体验，追求情感象征与升华，充满了幻想色彩。这种意境倾向的深化和发展构成了19世纪德奥艺术歌曲的音乐文化特征，而黄自的艺术歌曲除此之外，更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意蕴和审美品格。

这首歌曲创作于1932年，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黑暗，现实腐败，外族入侵之苦、国土沦丧之悲，时代浪潮的冲刷与激荡，这一切都无不深刻地烙印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源于中国士大夫那种渊源深久的兼济意识、忧患意识，使他们难以摆脱对世事的关注，但个体以自己渺小的存在和微弱的力量是无力挽救这种颓势的，因而他们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的中心转向了个体生命的自足自乐，或游荡于山川田园，追求着自然的空野萧散；或寄情于文学艺术，通过对内在心灵、情绪世界的细微感受和体验来寻求生命的解脱和欢乐。这首歌曲即是如此，在浅吟低唱中流露出作者浓浓的思乡怀旧之情。歌词里的杨柳不仅是春天的景物描写，还象征着离情别意。中国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习,人们见了杨柳自然想起离别，想起故乡，然后又听到墙外鹃啼而更加的触景生情，杜鹃的叫声好像在劝游子还乡。此处的家乡可以理解出生之地，但它一旦渗入艺术家的审美经验，就不仅仅是作为“故乡”的象征，而更明确地指向一种精神归宿，即“心灵的故乡”。 心灵的飘泊无依、精神上的孤独和焦虑感在黄自的艺术歌曲中表现出对精神家园的执著追寻。然而没有什么能够在人自身之外证明人存在的“故乡、家园”究竟是什么，是现实的家乡，山水田园，还是上帝及其伊甸园？但这种“家园意识”一直贯穿着人类文明的每一段进程，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文学艺术中，虽具不同的形态和衍变，但其基本内涵却是一致的，荷尔德林说：“我要回到故乡，倘使我们怀中的财富多得和痛苦一样。”[4]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它是一种因现实种种不如意而寻求解脱的精神苦难的象征。它也犹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林中空隙”，没有这“空隙”，即使有阳光，也照不亮万物，它意味着密密实实的世俗现实中一块难得的空隙，可以供艺术家“游心于无穷”，寻找人生的真意和家园。

而尤为难得的是，这首歌曲融入了中国儒家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的审美原则，并没有一味地沉溺于低沉 、惆怅的情绪，而是强调情感的节制与和谐以及道家的“自然”、“虚静”，追求一种自由、超脱、闲适的人生和艺术境界，并且表现出了一种对自然美的关注与推崇，这种重视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既有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子，更有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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