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至今，所有上述音乐手法、类别、流派和观念依然继续存在和发展，但在这幅复杂图景之上又开始逐渐增添了新的内涵：西方音乐的传统因子和世界各民族的音乐元素越来越明显地渗入作曲家的创作之中。调性的重新发现、“复合风格主义”的形成、引录和拼贴的大量起用、以及原有“雅”“俗”音乐类别之间的界限模糊成为二十世纪晚期“严肃音乐”创作中较为突出的特征。直至今日，由于音乐生活的高速发展，由于唱片录音的异常普及，由于学术研究的飞速进展，由于人类交往的迅速便捷，音乐已经到达这样一种境地：人类在以往历史中和所有地域里所创造的各种音乐，现在从理论上讲几乎都可以做到“唾手可得”。传统的音乐时空概念已经发生彻底转型――如果说二十世纪之前，每个作曲家的创作依据是耳濡目染的自身固有传统，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任何作曲家都面对着彼此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多个文化传统的冲撞。这就好比原先的人行走在一条狭小的胡同里，其行动选择和价值取向不是进就是退，除此别无他路。而现在，人被抛在一个空中的立体交叉口，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可以随意抉择。其优势显然是方向选择的多样性，但潜在的危机是手足无措。

这是音乐历史发展的终结吗？我们耳边已经听到过所谓“历史的终结”（日裔美籍历史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语）的预言。但是，对人类的艺术和生活做出任何预言其实都是僭妄。我们不妨借用美国著名音乐学家伦纳德·迈尔在《音乐、艺术和观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修订版）一书中的论述作为对今后音乐走向的谨慎分析：“我们的文化――全世界的文化――现在是、而且将继续呈现多元态势。风格和技法的多样化、从稳健保守到肆意实验的各种流派将一直共存下去。”

这种多元文化态势的直接后果是，在各种风格、各种类别的音乐中虽然仍会有杰出人物出现，但众望所归、俯视群雄的“大师”将愈来愈难见。像19世纪初那种贝多芬一人统领音乐世界的局面将永远成为历史。有人称，斯特拉文斯基是西方音乐的最后一位大师。此说或许有些过分，但也道出了“后现代”音乐未来的一丝真谛。

正因如此，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音乐中挑选杰出人物入选“十大”，无论从历史的透视距离着眼还是从音乐的真实状态出发，都更显困难。编者最后选定梅西昂和凯奇，绝非认为他们两人能够代表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音乐总貌――如前所言，这种“全局性的代表人物”在“后现代”的条件下已没有可能。但是，编者以为，在当前（以及将来）这种多元共存、丧失中心的环境中，艺术家个体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确立艺术创造的功能和价值，梅西昂和凯奇提供了两个极其不同而又发人深思的个案。前者坚守信仰，亲近自然，以音乐作为超验之途，用不妥协的音乐先锋语言在艺术中再造理想家园。而凯奇从东方禅宗习得智慧，宣布放弃人类的一切愚忘，并昭示心灵一旦得到解放，人生的每一瞬间便都具有内在的尊严和意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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