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中，音乐界和学界公认，有五位作曲家获得了最具有深远意义的音乐成就：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1874－1951）和他的两大弟子贝尔格（1885－1935）、韦伯恩（1883－1945），匈牙利大作曲家巴托克（1881－1945），以及音乐上的世界公民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考虑到本书篇幅的限制以及入选人物的代表性，编者只能舍去贝尔格和韦伯恩两位，尽管从音乐创作的质量和对后人的影响而言，这两位学生并不在老师勋伯格之下――贝尔格在其杰出的歌剧作品中赋予无调性音乐以浪漫主义的温暖和人道主义的同情，而韦伯恩则深入挖掘了勋伯格的音乐概念和十二音作曲技术中最精髓的潜能。

无论从什么角度评价，勋伯格都应列入音乐史中的巨人之列。这不仅因为他本人的创作成就和理论造诣，而且也由于他对二十世纪音乐的进程产生了几乎无人可以比拟的巨大影响。出于对西方艺术音乐传统的深刻理解，勋伯格自认担负着推动音乐创作继续发展的历史使命。在传统调性的语言资源贮备趋于枯竭的关口，他义无反顾，果敢向前，终于踏入极度危险的音乐领空――“无调性”，一种丧失聚合中心、音响效果极不协和的音乐。不仅如此，勋伯格依靠自己强大的心智能力和对传统心领神会的贯通，对无调性音乐的语言机制进行全面整理，发明“十二音序列作曲法”，从而保证这种反传统的音乐仍然具有传统音乐所要求的统一性和结构力。自此，二十世纪的作曲家中，或多或少无一不受到勋伯格的影响，“十二音”在相当程度上几近成为“现代音乐”的代名词。他与两大弟子被誉为“新维也纳乐派”，以和著名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相对应，足见其在乐史上的地位之高。然而，很多后人在接受勋伯格影响时，仅仅关注他在形式语言上的贡献，恰恰忽略勋伯格在审美观念上极端注重情感的体现和人性的表达。勋伯格的音乐创作从来不是纯粹数理计算的结果，尽管他的作品结构符合作曲法规则的严格规定。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奥多·阿多诺（1903－1969）竭力推崇勋伯格，认为他的不协和音乐“无情地、逼真地表明了现代人所受的苦难”，其精神内涵是将现代人的烦恼、孤独、恐惧和绝望转化为音响结构，将社会的冲突转化为音乐中的冲突，从而用音乐向社会发出抗议。勋伯格对二十世纪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随着艺术音乐的传统发生资源危机，民间音乐的给养和补充便显得愈来愈重要。十九世纪所开创的民族乐派运动在二十世纪以新的面貌得到更为广泛和迅猛的发展。在古往今来所有向民间音乐吸取养料的专业作曲家中，巴托克取得了最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可以说以前作曲家只偏重从表面效果和“异国色彩”的角度吸收民间音乐素材（如李斯特等人），而巴托克则不然。他深入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各地民间音调的内核中，通过艰苦的田野采风和独具慧眼的专业分析，不仅从形式上吃透民间音乐的规律，而且在精神上与民间音乐背后的健康生命力和质朴气质形成认同。另一方面，巴托克以受过良好专业音乐训练的听觉去整合西方音乐传统中最优秀的艺术遗产：巴赫严谨的对位织体、贝多芬富有动力性的主题展开、以及德彪西对音响色彩的敏感捕捉。由此，巴托克将东欧民间音乐最本质的精髓和西方艺术音乐最高级的形式融于一炉，形成一种富于“野性”但又具有高度逻辑的个人音乐风格。巴托克的音乐具有强劲的节奏、纯正的民间曲调、变化多端的音色处理、极富表现力的和声和错综复杂的对位线条，他粗犷、健康的趣味对于已经趋于疲软的艺术音乐传统不啻是一剂有力的强心针，而他对神秘自然夜景天籁的音乐描摹、对人类悲哀心理的尖锐勾勒和对节奏生命力的不懈追求成为了乐史中无法替代的独特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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