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是一种姿态。它表明，作者自认《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内在机理和整体结构已臻“完善”，任何根据当下的“学术时尚”进行的修补都可能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害。与其如此，还不如维持原样。因此，这本“古色古香”的黑色布面硬壳书，几十年来一直“倔强地”赫然矗立在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上。1997年，诺顿出版公司（W.W.Norton & Company, New York）终于为此书换了新的书面装帧，推出重印。但此时离作者去世已有六年，书皮换了，但其中的内容一字未动。

这样看来，与其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过时”，不如说此书“超越时间”更为合适。一部诞生在二次大战人类命运处在最危急关头的著作，历经战后各种艺术思潮和知识风尚的洗礼，在当下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依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和灼人的爱乐热情。何谓“经典”？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类心智产品。朗的这本巨著当之无愧。人文学术著作，本身兼有“科学”和“艺术”两种成份。属于“科学”方面的事实发现、史料收集、证据梳理当然随着学科研究的进步“新陈代谢”，但属于“艺术”方面的个人识见、富有想象力的现象观察与精辟的审美判断却魅力永存。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所作的精辟论断：“精神科学研究的伟大成就几乎永不陈旧。”（见洪汉鼎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

依照加达默尔的看法，尽管一百年前的历史学家由于知识水平的局限，在细节上的判断可能存在错误，但今天的读者可能宁愿阅读他们的著作而不喜欢当下一些在数据上更为准确的著述。因为历史的生命并不在于对象本身，而是通过历史学家的个人视角和叙述，该对象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方面。同理，现在更富批判精神的读者阅读《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也许并不同意作者朗如此绝对地信赖西方文化艺术史中的各个风格单位（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巴罗克、洛可可、古典、浪漫等等），对他一往情深地关注“时代精神”、对他强调民族和个人音乐“本能”偏好的观察方式可能也不以为然。细心的音乐专门家还会不时从这部长篇巨著中找到很多细节上的偏差乃至错误，例如他对莫扎特歌剧《唐乔瓦尼》喜剧性重唱结尾的不公正批评，例如他对舒柏特钢琴奏鸣曲成就的忽视，例如他对马勒交响曲成就的过低评价等等。但是，六十年来，这部杰出巨著对读者的吸引力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减退。这确乎再次印证了加达默尔有关人文学科（精神科学）成果性质的理论――音乐史通过朗的叙述而呈现出的特殊性质与面貌是任何其他著述都无法替代的，尽管这些著述在细节上可以更加精确，在方法上也许更为“先进”。笔者甚至认为，即便朗在发生错误的时候，他的独特声音依然值得倾听。

不过，对于一部已经得到公认的经典名著，较为健康的阅读态度可能应该是首先心悦诚服地跟随作者，而不是立即心浮气躁地与作者争辩。因此，我们建议读者不妨将所有对此书的存疑先暂时“悬置”起来，心平气和地欣赏作者为我们指点西方音乐发展的漫长曲折路途。其间，西方音乐有迷茫（如早期基督教时期音乐进入礼仪时的艰难，见本书第四章），有困惑（如反宗教改革时期教会权威对复音音乐的态度，见本书第九章），曾经失落（如17世纪英国的政治和宗教形势终于无可挽回地损害了音乐的健康成长，见本书第十章），当然更有辉煌（如日尔曼民族在18世纪末的文化兴盛所催化的音乐黄金时代，见本书第十三章）。在作者朗的笔下，西方音乐内在生命的每一个进步（或退步）和每一次转折（或危机）都与整体社会、政治、宗教、艺术、思潮的脉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音乐的文化内涵因而得以昭示，音乐在西方历史长河中所具有的复杂社会功能由此得到展现。读者阅读此书，最直接的第一印象往往就是作者对西方文化和社会每个方面如数家珍式的渊博学识。他能够极其细致地描绘早期基督教会成长的历史，其生动远超过一般的宗教史书；他也能够非常内行地叙述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戏剧发展历程，其权威性的笔触直逼专业的文学史家；他还经常指出其他人文学术部门研究的盲点和不足。但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位音乐家的心智。朗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音乐本分，但他显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家，而是一个最有资格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音乐家。

如果说《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在讨论音乐与“大文化”的关系时旁征博引，显示了朗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对“西方文明”的整体把握，那么在触及音乐时，朗则显露出作为一个优秀音乐家对艺术所独具的审美感应力。这本著作较少被人提及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它的“音乐性”。此书不仅是有关音乐外围情况报道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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