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译者序

杨燕迪

如书名所示，《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旨在以“西方文明”为整体舞台，展示音乐艺术在三千余年（自古希腊至20世纪初）的漫长历程中所扮演的戏剧性角色。“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在当下这个“千年世纪”转折口的智力气候中，似乎已经有点过时――它令人联想起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中心论”所特有的自负和傲慢。目前更常用的替代术语是听上去更为中性和客观的“文化”（culture）。但为尊重原著起见，译者在翻译书名时仍然选用“文明”一词。关于“文明”和“文化”两个术语间的区别和各自的内涵解释，各路学派长期以来存在很多争议，在此不赘。但话说回来，尽管如此，所有稍具常识的读者都明晓“文明”或“文化”大概意味着裁川D―无非是指人类精神活动（乃至物质活动）的所有成果。文、史、哲、艺、政、经，均是理所当然的题中要义。具体到 “西方文明”，还必须加上一个几乎位于中心地位的要素――宗教。

由此出发，《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将音乐置于极其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中，用独特的诠释性批评和富于感召力的文字表述考察了音乐如何参与、改变和塑造西方文化面貌（反过来，音乐也同时被整体社会与文化的演变所影响）的历史进程，因而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威望和荣誉。此书原著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随即被公认是美国音乐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里程碑著作。六十年来，《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不仅已成为音乐史学领域的大师级经典论著，而且也被证明对文化史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就单个学者所著的单卷本音乐通史而论，至少在英语世界中，至今尚无任何著作在体现史家的“才、学、识”方面堪与《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相比。

作者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1901-1991）系匈牙利原籍。少年时代曾学习大管、研习作曲，但天生多方面的文化兴趣使他最终转向音乐学。青年时代，眼看右翼政治势力上台，社会形势恶化，同时受到作曲家、民族音乐学家贝拉·巴托克的鼓励，转道去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音乐学、比较文学和文化史）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文学、音乐学、艺术史和美学）求学。虽然他最后的博士学位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但其实他整体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基础均源自欧洲。这种对西方（尤其是欧洲）文化传统全方位的透彻了解和博闻强记其实是他日后撰写《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直接前奏。

1934年，保罗·亨利·朗成为美国公民。他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专业责任感投入到美国音乐文化的建设中，并很快在美国音乐生活中发挥突出的引导和领袖作用。作为第一流的教师，他从1939年到197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名牌学府任音乐学教授，培养和训练了几代出色的音乐学家和作曲家（著名华裔美籍作曲家周文中先生即为其学生）。作为学科统帅和组织者，他是美国音乐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国际音乐学协会主席一职（1955－1958），推动了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并提高了音乐学在学术大家族中的地位。作为知名乐评人，他曾出任《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首席音乐评论员（1954－1963），在日常的音乐批评中溶入学者特有的深邃历史知识和敏感的审美判断，其优美和活跃的文风至今传为美谈。最后，作为美国最重要的音乐期刊《音乐季刊》（The Musical Quarterly）的主编，他在任近30年（1945－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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