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切入音乐

——《音乐的人文诠释》（杨燕迪音乐文集）后记

整理自己的旧作，总不免怀着“敝帚自珍”的心情。虽说某些观点和文字现在看来已嫌过时或者显得幼稚，但既然出于自己以前的拙笔，也就不做大面积的修改，权作心路历程的某种实录。从时间上看，收录于此的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990年，这恰是笔者从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进修回国之后，真正开始进入音乐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关口。当时的氛围纷乱不宁，“出国潮”正风起云涌，学校里的年轻人都有些躁动。音乐中的“学术”是否可以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当时还不到“而立之年”的自己，内心其实相当恍惚。

所以，1990年代初，我的相当一部分文章都是有关音乐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与论说。这与其说是受到当时其他学术界的风气影响，还不如说是出于我自身困惑和解惑的内在驱动。收入这本文集中的有些文章，现在读起来似乎是在为音乐学这门学科申辩，其实当初更直接的写作动因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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