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艺术的起源和社会历史特性，艺术家的创作对社会的依存关系，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作品风格演变的社会历史原因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即艺术社会学。阿诺德.豪塞尔的艺术社会学（当代）著作《艺术史中的哲学》认为：1、处于特定历史进程中的艺术创作及其风格特征，都是该艺术家的天赋才能和他所处的社会历史境况两者共同的结果；2、任何真正的艺术都是对生活的一种独特的解释，它通过迂回的方式最终把人们引向现实；3、一件艺术品就是一种交流，它需要完美的形式，但一旦与它所交流的信息相脱离，也就没有意义可言了；4、艺术风格的演变离不开社会学的因果关系，纯形式的观点出发时无法解释一种风格的产生、演变直至最后的解体的；5、艺术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艺术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实际的社会目的，它不是公开的就是隐蔽社会的社会宣传，而艺术家的生存地位和眼界都无法离开某个他所依存社会集团，并不知不觉、毫无意识地成为他的主顾和保护人的喉舌。从这点上看人们创造音乐、解释音乐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渗入个人的主观性和局限性。

如，在整个20世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音乐生活一直处在浓重的政治意念背景,政治意念对于中国音乐生活具有特殊的含义,无数的音乐作品都与之密不可分。20世纪中国经历了反帝、反封建专制、启蒙与救亡——阶级斗争与建国阶段——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凸显三种意识:人的意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政治话语的演进一方面蕴涵了社会整体功能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潜藏着中国社会有限主体(政府、政党、阶级、社群、个体)与社会整体性运作的可能性变化,潜藏了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政治朝民主政治发展的迂回曲折的历程。正因为此离开了近代来中国的政治意念背景我们就无法把握中国当代音乐生活的实质。近代中国的三次乐潮是和中国政治意念内涵演进密不可分的,在回应政治意念的同时也充分突显了阶级意识。第一次以学堂乐歌和救亡歌曲为先导的新音乐运动:其内涵的政治话语主题是反帝/反封建专制/启蒙与救亡梁启超认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曾志斋说:国无音乐,不得为文明国 ,人无音乐不得为文明人 ,还说,欲改良中国社会者,特造一种二十世纪之新中国歌等等这些话语内涵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启蒙意识,同时也促成了学堂乐歌运动/五四精神下的音乐创作/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中国新音乐的发展。第二次是以革命民歌和新秧歌剧为源头的革命音乐运动,以革命民歌和新秧歌剧为源头的阶级斗争的革命音乐运动,经历了延安时期,建国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其间每一个阶段的音乐话语内容,既有一以贯之的话语主题,又有特定的政治变化色彩,从讴歌伟大的武装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到介入各类政治生活,到参与一场持续不断的/巨大的造神运动,阶级斗争的革命音乐极其复杂,但无论是在正面或是反面都突显其巨大的作用。第三阶段以新潮音乐和通俗音乐为契机的多元音乐运动。由于中国社会音乐生活的各种禁区的突破,随着社会对各类音乐的重新认识,新潮音乐与通俗音乐的兴起,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意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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